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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天文地理知識缺乏，古人將所居之地視為「地之中央」，也即「地中」，稱呼其他區域為東南西北四方。 當「地中」與國家合為一體時，也就形成了「中國」這個初始概念。
上個世紀出土的何尊，是中國第一批禁止出國的文物，其中銘文提到周武王「余其宅茲中或（國），自之乂（安定）民」，這是文獻中最早的「中國」，說明商末周初時已有「中國」概念。
問題在于：何尊之前，還有沒有更早的「中國」？現代考古改寫認知，最早的「地中」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，最早的「中國」最晚出現于4000年前。與此同時，「地中」與「中國」這個概念的背后，反映出了中華文明逐漸發展、一脈相承的特性。
位于山西臨汾襄汾的陶寺遺址，被普遍認為是「堯都平陽」，在官方宣傳材料中，稱之為「最早的‘中國’」。之所以這麼說，首先是陶寺遺址早已進入國家時代，其次存在「地中」文化，接下來重點說一說陶寺的地中文化。
2002年，在陶寺遺址中期（距今4100—4000年）王族墓地中，考古出土一根木胎漆繪圭尺，殘長171.8厘米，復原長度187.5厘米，上面標有刻度，對應不同的節氣。其中，圭尺上的第十一刻度非常特別，從頭端到此刻度39.9厘米。學者何駑考證發現，第十一刻度對應的就是「一尺六寸」。
周禮記載，周朝地中的標準是「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謂之地中」，即夏至日正午日影在圭尺上的長度「一尺五寸」之地為「地中」。但周髀算經記載，「一尺六寸」才是「地中」。
清華簡保訓記載，上甲微（商朝先君）認為堯舜時的地中不正確，于是「追中測影」，最終以嵩山為地中。通過中國古代厚重的天文觀測材料可知，嵩山一帶的夏至日影為「一尺五寸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嵩山所處的位置，正好是陶寺遺址與西水坡遺址的中間點延伸出去的線上。因此，上甲微以嵩山為地中，原因可能就在此。
由此可見，周髀算經中的「一尺六寸」，是堯舜時代的地中標準，周禮中的「一尺五寸」，是上甲微之后「地中」標準。再結合陶寺遺址的木胎漆繪圭尺來看，陶寺先民顯然已有「地中」概念。陶寺已經進入國家時代，又有「地中」概念，自然也就會出現「中國」概念。
陶寺遺址還有很多未解之謎，但主要在考古上的疑問，而有一個現象卻極為特殊，即它與相隔400公里外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，竟然幾乎處在同一條緯度上，即西水坡位于北緯35°44′，陶寺遺址位于北緯35°52′。
問題在于，西水坡遺址距今6500年左右，陶寺遺址距今上限為4300年，為何陶寺遺址的緯度與西水坡幾乎一致？
西水坡先民天文發達，出土了青龍星象、白虎星象、北斗星象圖，還出土了用于立表測影的「表」。我們都知道，同緯度日影長度一致，因此西水坡遺址的夏至日影長度必與陶寺遺址基本一致，也即「一尺六寸」。由此可見，西水坡先民必然已經知道「一尺六寸」。
與陶寺相距40公里的周家莊遺址，位于北緯35°49′，與西水坡、陶寺也基本處于同一緯度。該遺址始于仰韶文化中晚期，更接近西水坡時代。那麼，周家莊遺址為何與西水坡幾乎處于同一緯度？
因此，西水坡先民已有「地中」概念，周家莊先民、陶寺先民是特意選址影長「一尺六寸」之地筑城，最終傳承了下來，先傳于周家莊先民，再傳于陶寺先民。
當然，「地中」標準是由政治霸權中心確定的，也有賴于政治強權的維系，西水坡之后的2000多年，信奉「一尺六寸」的勢力可能實力不強，這一標準也就難以推廣，陶寺勢力崛起之后，「地中」文化開始真正影響中國，并一直影響到中國知道「地圓說」之前。
距今5500年左右，中國已經進入邦國時代，當時先后出現紅山古國、河洛古國、良渚古國等等，但這些古國有沒有「地中」概念與標準，如今并不能確定。因此，陶寺遺址之前，有沒有「中國」概念，至少考古上還沒有確切證據，故而如今稱陶寺為最早的「中國」。
陶寺遺址之后，「地中」關乎歷代政權合法性，但「地中」也出現遷移，由「一尺六寸」轉變為「一尺五寸」。因此，夏朝中晚期到唐宋時的都城，基本上都在「一尺五寸」附近，或直接就在嵩山附近，其中商朝前期在鄭州一帶，中期之后遷都安陽（末期陪都在鶴壁淇縣的朝歌），又回到了「一尺六寸」標準的附近。值得深思的是，堯舜禹一脈相承，夏朝早期應該也以「一尺六寸」為地中，那麼夏朝早期都城是不是在晉南？
總之，地中文化始于6500年前，在距今4000多年的堯舜時代，地中與國家合為一體，于是形成了「中國」概念，此后一直傳承到今天，由此也可見中華文明的確一脈相承。
